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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精神的種子埋入時間——寫在長征勝利八十周年之際(上)
  • 2016-10-20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關銘聞
  • 八十年前的193610月,三支越過了數十條山脈河流、轉戰了大半個中國的紅色隊伍,先后在甘肅停下了腳步。當他們將紅旗插在了小村“將臺堡”的土地上時,也將“長征”二字刻入了中華民族的史冊——

    它成為一個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史上悲壯而精彩的篇章,為民族精神賦形,將古代、近代、當代中國的精神長河連成一脈。

    它成為人類偉大意志的中國詮釋,向一切文明重申:信仰能凝聚無堅不摧的偉力、理想能發出振聾發聵的巨響。

    它成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關鍵性一步,向世界無聲宣告:中國共產黨有能力領導中國人民走一條前無古人、開天辟地的道路。

    它成為一種象征和標識,鍛造了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支點,匯聚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完成歷史飛躍的精神財富。

    八十年前,領導長征取得勝利的偉人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八十年后,帶領中華民族邁向偉大復興的領導者說,“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長征要持續接力、長期進行,我們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

    長征,已將精神的種子埋入了時間。

    “長征”,將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富強、復興的征途具象化

    “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八十年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如是說。實際上,對于“全部史詩”的細節,人們一直沒有停止尋找。

    1934530,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刊發了這樣一則報道:《八兄弟一齊報名當紅軍》,內容是江西省瑞金縣下肖區七堡鄉農民楊榮顯的八個兒子同時報名參軍的事跡。四個月后,長征開始。人們關于這八位年輕人的最后消息,是他們在長征中全部犧牲的噩耗。時間地點,不詳;后代去向,不詳。

    1935529,中央紅軍部隊在四川省中西部強渡大渡河成功后,紅四團二連22名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組成突擊隊,冒著槍林彈雨和熊熊烈焰,攀著橋上鐵索前進,一舉奪取瀘定橋。幾十年之后,這電光石火的歷史瞬間早已被寫入了教科書,但22位勇士中卻只有8位的名字能夠確定,其他人的紀念碑仍然是無字碑。

    漫長的時間里,學者、記者們踏破鐵鞋,不斷追尋著這些在歷史指縫中遺漏下的信息。結果可能并不樂觀,但“尋找”本身就已構成意義。它是追念、是激勵、是尋根,是對我們“共同堅守的理想信念”、我們的民族精神的持久呼喚。

    尋找,是看清民族的來路。長征這一偉大遠征的背后,正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堅韌不拔的民族品格,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壯志,是“茍利國家生死以”的抱負,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胸懷,是“何須馬革裹尸還”的血性,也是“人間遍種自由花”的理想。

    尋找,是探尋民族的未來。八十年來,“長征”二字已不僅僅指19341936年間的一段歷史,而且成為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富強、復興征途的具象化;長征精神已不僅僅指向這二萬五千里的行程,而且不斷拓展著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內涵,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時代都結出了碩果,最終形成了今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巨大力量。

    凡是活著的歷史,都貫穿著精神的繩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經過幾千年的滄桑歲月,把我國56個民族、13億多人緊緊凝聚在一起的,是我們共同經歷的非凡奮斗,是我們共同創造的美好家園,是我們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貫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們共同堅守的理想信念。”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是廣義的長征賦予當代中國人的任務,需要我們將文化自信作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根本力量,不斷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真正讓中華民族的精神大廈巍然聳立。

    它用最驚心動魄的歷史事實、最有張力的歷史語言告訴后人,為什么中華民族最終選擇了這個主義而不是別的理論

    二萬五千里遠征,用每個標準丈量都是奇跡。

    日均行軍七十余華里、近乎每天一次遭遇戰,這是軍事史上的奇跡;變被動的軍事戰略轉移為主動的政治戰略轉變,在極端艱苦的情況下形成了中國革命的領導核心,這是政治史上的奇跡。而在步步是險境、處處關生死的極端境遇中,邁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關鍵一步、完成了一次涉及大半個中國的真理傳播,則是文化史和傳播史上的奇跡。

    這是一次大規模、高頻次、跨民族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嘗試。

    從贛南到陜北、從岷山到秦嶺、從湘江到赤水,長征經過了江西、福建、廣東、湖南、廣西、貴州、云南、四川、甘肅、陜西等十四個省份,經過了苗、瑤、侗、布依、壯、水、傣、彝、納西、白、藏、回、羌等十數個少數民族聚居或雜居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綜合運用當地方言、民族語言、宗教習俗、結合當地不同的社會革命訴求,將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送到了“中國軍隊幾十年所沒有去過的地方”(斯諾語)。

    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出理論碩果的關鍵環節。

    貴州北部小城遵義的一場會議,讓長征和整個中國革命發生了歷史性轉折,也讓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開始走向成熟。從近處梳理,紅軍隨后強渡烏江、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跳出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長征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從歷史遠觀,中國共產黨人逐漸把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最終開辟了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現代化規律的“自己的道路”。

    關山歷歷,馬蹄依稀。八十年后,站在民族復興之路與世界發展大勢的交匯點上,我們仍在思索:這場危途中的理論播種到底回答了什么?

    它給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時代化的規律,它展現出了“批判的武器”轉化為“武器的批判”后的巨大力量,它提供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的重大啟示。它所體現的規律和精神,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中不斷得到闡揚,在黨的十八大以來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等一系列會議中再次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更重要的是,它用最驚心動魄的歷史事實、最有張力的歷史語言告訴后人,為什么中華民族最終選擇了這個主義而不是別的理論,選擇了這條道路而不是別的模式,為什么要始終懷著“行前人所未行”的戰略魄力與文化定力。“歷史告訴我們,沒有先進理論的指導,沒有用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的領導,沒有先進政黨順應歷史潮流、勇擔歷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犧牲,中國人民就無法打敗壓在自己頭上的各種反動派,中華民族就無法改變被壓迫、被奴役的命運,我們的國家就無法團結統一、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走向繁榮富強。”

    這番話,是對歷史的總結,也是長征的時代回響。

    信仰的力量,讓一支“落魄”的軍隊變得“富有”,讓一條險境環生的道路普照曙光

    缺食少穿、缺醫少藥、沒有足夠的槍彈和重武器,連最基本的供給都沒有,人數也銳減……在外人看來,長征中的紅軍,大概是世界上最落魄的部隊。然而,深入紅軍訪問的埃德加·斯諾卻從毛澤東住的簡陋窯洞、周恩來睡的粗糙土炕、彭德懷用繳獲的降落傘改制的背心中,發現了一種獨特的力量——

    “信仰”。

    陳樹湘,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師長。在湘江一戰中,他帶領隊伍與數十倍于己的敵人鏖戰44夜,直到中央紅軍主力突圍渡過湘江。腹部中彈的他打光最后一顆子彈后被俘,在被敵人抬著請賞的路上,親手掏腹斷腸,英勇就義。

    鄭金煜,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宣傳隊干事。作為過草地的先頭部隊的一員,他經歷了饑餓、寒冷、急行軍、滂沱的暴雨和水沒至膝的沼澤,最終因為虛弱和高燒而犧牲。臨終前身上唯一干燥的物件,是他為全團貼身保存的幾根火柴。

    二萬五千里,時時關生死;七百多個晝夜,處處見英雄。信仰的力量,讓一支“落魄”的軍隊變得“富有”,讓一條險境環生的道路普照曙光。

    有信仰,才有砸爛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意志與信念。轉戰大半個中國的中國工農紅軍以其無私無畏,一掃這個積貧積弱的國家百年來腐朽、守舊、毫無精氣神的衰敗氣象,在歷史上第一次讓億萬勞苦大眾懂得了:壓迫的鎖鏈終將被斬斷,而命運的利刃就在自己手中。

    有信仰,才有舍生忘死、百折不撓的革命英雄主義。跋山涉水、爬冰臥雪、草根果腹、皮帶充饑,十多萬紅軍指戰員血灑征途,前赴后繼,最終成為一股勢不可當的鐵流。

    有信仰,才有顧全大局、緊密團結的集體主義。血戰湘江、四渡赤水、飛奪瀘定橋、轉戰烏蒙山、強渡嘉陵江、激戰獨樹鎮……無數次的千鈞一發、一路上的百戰艱難,都靠著必勝的決心和團結一致的精神一路闖將過來。

    大河奔流,逝者如斯。今天,陳樹湘犧牲的地方,鄭金煜長眠的土地,正在進行著一場新的遠征。決勝全面小康,沒有槍林彈雨,但仍需披荊斬棘;實現民族復興,不見戰火紛紛,但仍需破路開山;完成這場新長征,仍需有血液中的火、精神上的鈣,仍需“切實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

    于是,從中央八項規定到反對“四風”,從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三嚴三實”專題教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牢牢把握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這條主線,全面推進思想、組織、作風和反腐倡廉等各項建設,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思想建設的戰略任務,力求保持全黨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全面從嚴治黨的成功實踐不斷重申著長征用血與火寫下的啟示:“不忘初心”,方能“繼續前進”。

    沒有文化的軍隊會打敗仗,沒有文化視野的長征史不是完整的長征史

    1935年年底,中央紅軍離開黔東南苗族侗族聚居地,繼續西行。依依惜別時,紅軍送給侗族同胞馬匹和槍支作為禮物,他們都不要,只留下了紅軍的一部留聲機。

    長征經歷了十幾個少數民族聚居或雜居區,即便民俗不同、宗教各異,但文化工作卻總能使情感流動、讓精神相通。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沒有文化的軍隊會打敗仗,沒有文化視野的長征史不是完整的長征史。

    長征前,文化工作是指明方向,鼓舞士氣的精神食糧。

    在行前動員中,紅軍宣傳隊員廣泛運用寫傳單、發布告、做宣講、辦壁報、編歌謠、出畫報、演舞臺劇等形式鼓舞發動群眾。一條條標語,就像一盞盞明燈,把革命的思想傳播到了百姓中間,在軍民之間形成了堅固的情感紐帶。而像《打倒軍閥王家烈》《夫妻參軍》《一雙草鞋》等舞臺劇,則大大地鼓舞了群眾參軍的熱情,一場演出后上百人報名參軍的情況屢見不鮮。

    遠征中,文化工作是提振士氣的號角,是射向敵人的子彈。

    《紅星報》是世界上罕見的在危途中出版的報紙,一直陪伴中央紅軍長征的始終,不斷向廣大指戰員宣傳中央的戰略方針、戰術方法以及作戰意圖。而歌謠、口號、標語則以更密集也是更靈活的方式發揮著文藝宣傳功能。老紅軍徐光友曾回憶說:遇到騎兵時,我們就編首《打騎兵歌》,開展瓦解白軍工作時,就唱《瓦解敵軍歌》,“我們唱起這支歌,頭一遍敵人還打槍,我們唱第二遍時,敵人槍聲漸漸稀落了,等我們再唱第三遍第四遍時,敵人一槍也不發了。”

    世界上最艱苦的征途,卻產生了最高效的文化工作、達成了最直指人心的文藝效果、無形中孕育了一個黨和一支軍隊的文化方針,這本身就是長征奇跡中的一部分。著名作家丁玲在《紅軍長征記》前言中禁不住感慨:“紅軍是一支能文能武的軍隊。”

    “從水管里流出來的是水,從血管里流出來的是血。”長征,同樣是文化意義上的長征,它是我軍強軍文化的一次“加鋼淬火”,是對黨的思想文化戰線的一次磨礪升華,是人民政黨和人民軍隊優良傳統、過硬作風的集中展現,是中國共產黨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全面展示。在漫長的歷史中,逐漸彰顯出了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長久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

    “此生留得豪情在,再作長征豈畏難。”

    八十年,人們總是不由自主地回望長征。長征精神,一直在動態地影響著我們的社會歷史進程;長征文化,持續不斷地塑造著現代中國的思想史與文化史。這個在任何角度都能寫入二十世紀人類史的大事件,將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連成一脈,最終成為響徹歷史的宣言,完成了跨越時空的播種,并由此——

    在復興之路上,讓一個民族永遠保持著前行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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