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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松溪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 2017-07-18 來源: 作者:施樹有
  • 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是一場改變農村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革命,是解放以來繼土地改革之后黨領導的為著解放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又一次大規模群眾運動。松溪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實現了將生產資料農民個體私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社會變革,使松溪農村的個體小農經濟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農村生產力得到較大的發展,農業生產獲得了大幅度增長,超額完成了松溪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農業生產任務。

    一、農業生產互助組織的建立與發展

    1950年,為解決農村勞動力緊缺、畜力不足等問題,中共松溪縣委、縣政府開始組織季節性換工變工的臨時互助組,到年底全縣共有17個季節性互助組,參加農戶153戶,開展農忙互助,并擔負起軍烈屬代耕任務。1951年在進行土地改革的同時,又開始引導農民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組織常年固定換工變工的常年互助組。到年底全縣共有575個互助組,其中常年互助組98個,季節性互助組477個,參加農戶3744戶,占總農戶的28.1%。[1]這些互助組都按自愿、互利原則組織起來,并以換工形式進行互助,使剛分得土地的貧苦農民得以解決生產和生活上種種困難,鞏固了土地改革的成果。

    互助組實行勞力互助,耕地仍屬私有。常年互助組民主選出組長、記工員,負責對各戶農活統籌安排,實行全年互助,生產費用由各戶自負,產品收入隨耕地歸各戶所有。1952年全縣最有名氣的有個互助組,一是花橋區車上鄉鄒小胡互助組,由 1951年季節性互助組轉為常年互助組,全組13戶貧農,他們生產互助、生活互濟,帶頭選用良種,改良耕作,當年糧食增產超過20%;二是花橋區路橋鄉楊芳學互助組,他們不但常年互助,取得糧食增產,而且做到農副結合,全組開山造林15畝,墾復茶園10畝;三是城關西門廖可鏡互助組,這個組是中農與貧農組合的典型互助組,全組互助互濟取得了顯著成績,當年糧食大幅增產。1952年11月,縣委、縣政府召開全縣農業生產勞動模范大會,個互助組各獎勵水牛頭,戴花披紅、游街慶賀,轟動城鄉。之后,鄒小胡、楊芳學和廖可鏡3個生產能手分別被授予“福建省農業勞動模范”稱號。互助組存在約年時間,1954年數量最多,全縣共有1051個互助組,其中常年互助組403個,季節性互助組648個,共計9112戶,占總農戶65.9%。1955年互助組的組織規模最大,全縣共有784個互助組,其中常年互助組341個,季節性互助組443個,共計10207戶,占總農戶73.7%。[2]互助組雖能幫助翻身農民解決一些生產和生活困難,對發展農業生產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耕地私有,個體經營無法統一安排種植;對耕作技術改革思想保守,顧慮重重;組內排工先后和農副業結合的矛盾也不好解決,這些都影響了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針對互助組存在的問題,黨和政府又引導農民在互助基礎上,走上合作化道路。

    二、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試辦與大辦

    隨著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1953年6月黨提出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松溪縣委按照“積極領導,穩步發展”的方針,在農村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在常年互助組中選擇花橋區車上鄉鄒小胡互助組,試辦松溪縣第一個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該社初辦時只17戶,實行耕地評產入股,與勞動報酬按比例分紅。土地分紅按略低于解放初期的地租收益,但又必須保證業主除繳納農業稅以外略有剩余的原則,一般只占評定產量30%—35%。耕地入股后,社里統一種植計劃,統一經營管理,解決了互助組難以解決的矛盾,促進了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辦社第一年,他們依靠集體力量,戰勝了嚴重干旱,取得了比周圍互助組織更多的增產,顯示了合作社集體經營的優越性。縣委通過縣試辦社取得經驗后,1954年春,又以區為單位進行試辦,原只批準試辦7個新社,結果辦了17個新社。[3]經過兩年試辦,豐富了辦社經驗,并擴大了合作社影響。1954年冬到1955年春,初級社發展到107個,同時出現未經批準,自發辦起來的69個初級社(時稱自發社),經過整頓鞏固,全縣初級社125個,入社農戶3218戶,占總農戶23.68%。

    三、合作化高潮的掀起與農業合作化的基本實現

    1955年冬全面貫徹毛澤東同志關于農村合作化問題的指示精神,批評了某些同志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右傾保守一個小腳女人”,推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迅猛發展,在農村掀起了合作社運動高潮。松溪不僅初級社在發展,而且在城關西門、長江等村試辦高級社,邊試辦邊推廣,至1956年春,全縣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192個,其中高級社41個,初級社151個,入社農戶已達11982戶,占總農戶的82.3%。[4]基本實現了半社會主義的農業合作化。

    為完成1957年全縣農村基本實現高級農業合作化的目標,進行擴社、并社,全縣共辦72個高級社,個初級社,入社農戶13763戶,占總農戶97%。高級社組織規模較大,取消土地分紅,并實行耕牛、農具、山林、茶園等折價入社,實現了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經營管理上,以社統一計劃、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統一分配,對生產隊實行“三包”包工、包產、包成本、“四定”定耕地、定勞力、定耕牛、定農具和超獎減賠的分配辦法。由于高級社發展過快,工作粗糙,規模過大,干部管理水平和社員思想覺悟跟不上,1957年有部分新辦的社因此減產,并發生非正常的宰殺耕牛現象。后經過整社,才得到鞏固。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迅速發展的推動下,到1956年全縣已經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任務。

    四、供銷、信用等互助合作組織

    在農業合作化期間,農村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也得到相應發展,三種合作組織即分工又聯系,形成了推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發展的合力。

    供銷合作社  解放初期,廣大農村商店極少,商品的交換主要在墟集進行。這種情況遠遠無法滿足解放后尤其是土地改革后松溪農村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的需要。廣大農民需要及時銷售自己的剩余糧食和農副產品,換取日常必需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政府則需要收購糧食和農副產品來保證城市與工業的需要。而新興的國營商業還缺乏承擔農村流通任務的能力。這就造成一方面國營經濟與農村小生產者之間的物資交流因缺乏暢通的渠道而受到極大的限制;另一方面這種交流卻不得不依賴私商來進行,使農村小生產者遭受私商的中間剝削,而這種中間剝削對于缺乏資金、缺乏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貧困農民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因此,解放后尤其是土改后的松溪農村急需發動農民集資入股,建立由國家扶持、自下而上地組織供銷合作社,盡快建立農村的合作商業網絡,為廣大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服務。

    1951年8月,渭田區周墩鄉創辦全縣第一個消費合作社,入社農戶69戶,以白筍干折價700股,將白筍干銷往杭州,換回生產、生活用品供應社員。1952年松溪縣供銷合作總社成立。810月在花橋、城關、大布、渭田、鄭墩成立基層供銷社和縣直機關消費合作社,周墩鄉消費合作社并入渭田供銷社,改名為周墩分銷處,各供銷社本著“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則發展社員,每股股金2元,全縣共發展1.36萬股,股金2.72萬元。基層社建社初期,純屬民辦的集體經濟性質。

    1950年,土特產由貿易公司收購,1952年改由供銷社經營。1953年全縣收購土特產總值123萬元。1955年對大宗土特產品下達收購任務,允許毛竹、白筍干、香菇、茶葉、土紙、柑桔、桐油等大宗土特產品,在完成收購任務后進入市場自由交易。1957年農副土特產品收購總值285萬元,比1953年增長1.3倍,主要產品有豬、禽、蛋、糖、茶葉、香菇、筍干等。在做好土特產品收購的同時,供銷部門又積極扶持生產,1953年縣供銷合作總社就派出大批干部到毛竹產區進行調查研究,幫助農民做好“遠山建筍廠,近山砍商品竹”的規劃。1956年向筍農發放無息貸款5萬元,幫助周墩、古弄、吳村、溪尾、山鎮、仙槎等村修建筍干廠505個、土紙廠30個,使筍干和土紙迅速恢復生產,1957年生產白筍干620噸,土紙(毛邊紙、粗甲紙)100噸,為解放后產量最多的一年。

    信用合作社  1952年縣人民銀行在花橋源尾鄉試辦第一個信用互助組,全鄉有100多戶參加。1953年,全縣農村建立信用互助組21個,組員524人,股金2495元。1954年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農村信用合作組織也有很大發展,信用互助組轉為信用合作社。全縣共有信用社34個,入社農戶4222戶,占當時總農戶的30.5%,股金7463  元,存款21371元。至1955年底,全縣68個鄉,鄉鄉有信用社,參加農戶9826戶,股金1.88萬元。1957全縣68個社并為44個社,入社農戶發展到1.23萬戶,社員1.98萬人,股金3.6萬元。19531957年,國家為支持農業合作社發展農業生產,5年共發放農貸116.9萬元其中發放貧農合作基金貸款9萬元極貧戶長期低利貸款1.9萬元。信用合作社是農村勞動人民的資金互助組織,在農村進行資金調劑,支持貧困農民解決生產生活臨時困難,對發展生產,打擊高利貸起了積極作用。

    五、合作化的經驗教訓

    實踐表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引導農民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實行互助合作是廣大農民群眾擺脫貧窮落后狀況的最佳途徑,是松溪農村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然選擇。依靠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在戰勝災害、推廣良種、改良耕作和進行農田基本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在農業合作化初期,不論組織規模,還是分配形式,都比較適合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因而推動了農業生產發展,1953年至1956年連續年增產,1956年糧食產量創歷史最高水平,達到2566萬公斤,比1952年增長13.2%。

    從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發展過程來看,在1955年合作化高潮以前,貫徹“積極領導,穩步發展”的方針是穩妥的,所以合作化運動前期發展是健康的。1955年冬掀起合作化高潮,批判“穩步發展”是“小腳女人”走路之后,“左”的思想占主導地位,運動發展太快、工作太粗,許多新辦初級社還沒有站穩就上升到高級社,有些互助組、單干戶“一步登天”直接進入高級社。高級社也只經過一年半實踐,許多問題尚待摸索,尚未得到實踐的檢驗時,就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影響集體經濟優越性的充分發揮。當時,有些人錯誤地認為高級社化、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就是實現了社會主義,還有人把“人民公社”當作“共產主義萌芽”,片面強調增加所謂“共產主義因素”,大刮“共產風”想用“窮過渡”的辦法,超前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其實是破壞社會主義按勞取酬原則,沒有認識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后,只是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生產關系是社會主義的,但是生產力還是低下的、落后的,高度集中的生產關系不僅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反而束縛了生產力發展。如1957年高級合作化后的第一年,全縣糧食就減產,總產只有2209萬公斤,比1956年減少357萬公斤。1958年高舉“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1959年又大減產。全縣糧食總產只剩1989萬公斤。農村社員人均口糧由1957年299公斤下降到116公斤。這是造成三年生活困難時期的重要原因之一,后來雖在政策上作些調整,生產有所恢復,但是沒有從根本上吸取教訓。1966年,糧食生產經過十年的“馬鞍形”發展,才基本恢復到1956年水平。“文化大革命”期間,農村掀起農業學大寨高潮,“左”的思潮變本加厲,重犯“大躍進”時期的許多錯誤,嚴重挫傷了農民生產積極性。



    [1]  《農業生產互助組情況》,松溪縣國民經濟統計資料提要(19491965)》,松溪縣統計局1966年6月編第8頁

    [2]  《農業生互助組情況》,松溪縣國民經濟統計資料提要(19491965)》,松溪縣統計局1966年6月編第8頁

    [3]  《農業生合作社》,松溪縣國民經濟統計資料提要(19491965)》,松溪縣統計局1966年6月編第8頁

    [4]  《農業生合作社》,松溪縣國民經濟統計資料提要(19491965)》,松溪縣統計局1966年6月編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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